不是鸡汤 | 这些心情与跑步有关

主权意志通过人大转化为国家意志，由国家机构按照分工负责的原则进行落实。

首先，根据积极配合的原则，只要企业确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并且放弃采取申请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对抗性程序的，律师应当为企业做出配合监管调查的可行方案。面对政府突击检查，最失败的应对方式莫过于企业遣散员工，锁闭办公室，拒绝提供文件。

《征求意见稿》在吸收行政和解制度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对行政和解的适用范围、启动方式和实施程序等作出了调整。律师通过援引企业建立合规管理体系的事实，将企业责任与员工责任、子公司责任、第三方责任和被并购方责任加以有效的剥离，使合规成为 隔离带防火墙。二是刑事执法机关的刑事调查，如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单位犯罪行为展开各项调查取证活动。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针对中央国有企业发布了合规管理指引，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中央企业建立合规管理体系。在此前提下，针对企业经常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建立若干专项合规计划。

二是实现在行政监管环节的软着陆，避免案件被移交刑事执法机关，防止案件被采取刑事立案措施。三、积极促成行政和解 行政和解制度的试行，是近年来出现在我国行政监管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探索。并且，由于近代革命的反复性，动员型的国家建构模式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五、以社会建设为动力的基础结构塑造 在宪法体制中，主权结构的主权整合和代议政治的社会整合，是国家的两种社会整合方式。第二，对宪法序言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目标及由此转换的宪法价值体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执政党—人民的主权结构、以人大为中心的政体及治理结构等中国宪法体制的构成，缺乏基于国家目标—国家性质—国家体制的规范整合，难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形态与现代化目标之间实现体制性的融贯。为了避免这种居于道义高位的指责，只能以超越职权或和稀泥的方式来应付，由此造成国家机构职权分工体系的混乱，甚至会破坏基本的社会正义规则和法律预期。在这一过程之后，政府作为执行机关，通过执行立法来实现国家的价值辐射。

各个国家机关根据其与公民的宪法关系，承担不同的公开义务。立法监督可分为针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和针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合法性审查。

当前应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城镇化背景下，村改居将原先的自治单元消解，势必引发基层自治弱化，而其他自治方式又无从跟进。主权层面上的政治协商，首先是执政党基于先进性的主权代表身份，对其所代表的工农阶级的意志整合，进而经由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爱国统一战线平台，凝聚起全体人民的意志。它们既可以通过议会等渠道来尝试改变国家政策和政治运行结果，也可以通过积极参与来表达对国家行动的批评建议，同时也可为国家决策提供信息和方案。在冲突议题的处置上，不同层级的机关和不同职权的部门之间，常态化地存在着迥异乃至彼此对抗的行动选择。

最坏的后果，便是在熟视无睹的政治冷漠背后，再无对国家的有效制约，国家与公民越来越疏离。在宪法体制的结构中，至少包括正当性的代表机制、正当性的守护机制、正当性的行动机制，由此将正当性内化于宪法体制的各个构成和相互关系中。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努力，正是力图矫正全能型国家观念的偏颇。[17]总体而言，宪法在规范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进行了初步建构，并具体构造为政治（党的领导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有）、经济（全民所有与国家所有）、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三个维度的国家体制。

图一：公民监督权的运行逻辑 由上可见，公民监督权构成公民—政体（治理结构）—主权彼此联接和动态循环的枢纽。而身份多元和利益多元，保证了个体不至于在他所涉及的所有领域中都成为少数。

前者由市场机制型构，其功能在于经由互惠合作满足个体需求。然而，将国家视为抽象整体，只能停留于正当性授权—行动的形式化传递，却无法使国家行动内在地受到正当性授权的制约与规范。

因此，理解人大功能，应将其与主权结构关联，置于执政党—人民—人大结构中。[7] 在观察体验上，在国家体制构建完成后，国家的正常运转依靠国家机构的职权运行。齐佩利乌斯指出，政治系统的重要特征产生于有组织的结构中，同时在民主的回授作用的制度性支撑下，保有针对情势变化进行转型和调整的能力。相较于政治协商的定位不清，群众路线游离于中国宪法体制之外，并未进入规范宪法学的研究视野。西方现代国家建构路径虽各不相同，但一个普遍经验就是，均首先强调国家权力的集中，而后伴随着工业化的兴起，社会分工体系完善，公民权利勃兴，先前以整体性为优先的国家权力集中逐步走向合理分化，从而引发国家体制顺应时势的阶段性调整。其目的就是尽量避免主权出场。

前者的权限是不抵触，后者是依据。现代国家通过主权意志整合和民主程序汇聚人民的价值认同，将其凝聚为国家目标和价值体系，并以立法加以制度化。

群众路线表达了执政党凝聚人民意志的方式方法，但尚未进行规范层面的制度化。对应于此三种面向，宪法学关注的国家命题，也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正当性、国家形态、国家性质和国家目标等国家根本问题。

一直以来，由于缺少共识性的现代国家方案，作为各种具体议题宏观依托的国家法权结构和国家体制框架，无法为公共议题讨论提供共识性资源。监督包括立法监督和执法监督。

当这一共识性的国家目标被宪法确认后，如何通过优良的国家体制安排，将其转换为公民成熟的现代国家理解，据此构建内在于现代国家的文明秩序，就成为了紧迫议题。一方面，政府迫于道义压力，往往倾向于以最快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无暇以治理体系的结构调整来根本性地杜绝类似问题，自然无法实现公共舆论与制度进步的良性互动。[19]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认同困局，在很大程度上由于陷入了马克思所言的从天国降到人间的反向过程，更多依靠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和精英示范。将国家等同于国家机构，省略了国家概念的宪法建构，忽视了宪法序言和总纲部分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性质、任务的规范描述———事实上，正是这一部分的国家理解，表达了国家统合原理。

以统一规则为导向、程序主义为机制、普遍适用为标准的法治是现代多元社会的基础性秩序维系方式，亦是多元整合达致公共利益的基本路径。在当代中国，现代国家的观念、理论和实践，一直面临着传统儒法国家结构、近代民族国家叙事、西方现代国家想象和新中国道路探索等纠缠而成的古今中西之争，致力于寻求社会主义国家形态和现代化目标之间的融贯。

公民的批评建议，一方面可汇聚为公众舆论，形成对治理结构的民意压力。但越是强调自主，就越应受到常识规约。

[10] 那么，为何这一整体性观念在中国如此强烈，并渗入国家治理实践？大一统的传统儒法国家结构是民众观念的总体背景。由法治经济促进社会成长的路径有两个方面：一是建立解决市场经济的共通性问题的法治框架，二是建立解决市场经济发展独特性问题的法治技术。

在此意义上，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能力现代化建设，正是回应这一复杂议题的抓手。而在治理结构及其运行层面，本应作为国家治理与公民中介的群众团体，却也因此较为偏向国家一端，在很大程度上被国家治理吸纳，个体联合的功能受到抑制。并且，向群众动员的回归，一定程度体现了对常规治理能力的不信任，以及对常规治理耐心的缺失。作为不同阶层联合的群众团体，是中国社会组织的主要构成。

一方面，人大是执政党领导人民所凝聚的主权意志转换为国家意志的制度平台，构成主权结构向治理结构的意志输送管道。围绕于此的诸多制度设计命题，值得关注。

此外，由于缺乏融贯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理论支撑，诸如国企、自然资源、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议题的讨论，只能停留于回应实践难题的技术层面，难以深入到与之紧密关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建构命题，背后的宏阔趣旨被淡化。例如，在一线执法中，警察被看作国家的代表，有事找警察成为民众的思维惯式。

２．专业治理逻辑向群众政治的妥协。在当代中国，以监察体制改革为先导，十九大以来密集展开的政府机构改革、政权组织形式调整与党和国家机构协调改革等三个层次的调整，已触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何组织这一根本命题。